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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如何监管学术腐败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8-18 19:36  责任编辑: 钟明

编者按

两会期间,博士后论文造假、院士涉嫌“抄袭剽窃”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学术界的“信任危机”。连续多年抨击学术腐败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今年再一次在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学术造假不除,中国的学术就没有希望了。

近日,来自中国5所知名大学的校长代表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对待学术腐败要坚持严肃的立场,决不姑息,必须严惩。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现象,它们监管学术腐败的经验教训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

处置学术不端行为决不手软

近几年来,美国曾发生过多起学术不端行为。不过,与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处置此事遮遮掩掩相比,美国相关机构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前监管以及事后处罚上,基本做到了决不护短、决不手软,尽管尚无法完全遏制类似行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界的公平、正义。

在美国,科研成果报告能否在知名科学刊物上发表,是评判该成果是否得到认可的重要标志。因此,专业期刊实际上是美国防止学术不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关口。

在美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要经过几道“关卡”才能与公众见面。以权威的《科学》杂志为例,《科学》杂志有一个专门的审稿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的1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负责审定提交到《科学》杂志各类论文的重要性和可信度。这些论文只有约四分之一能通过编委会的审查,然后由外部专家进行匿名评议。

此外,对“高风险”论文,《科学》杂志的审查工作异常谨慎严格。所谓“高风险”论文是指那些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的科学发现,以及有可能引起媒体或政界强烈关注的、具有轰动效应的研究成果。“高风险”论文提交后,除常规审查外,还应额外再接受一层审核,如要求论文作者提供更全面的论文原始数据等。

不过,再严密的审查工作也不可能完全封堵住所有造假者,一些造假成果最终仍会被刊登,只是事后才被发现数据或结果有假。此时,美国相关机构处理造假者决不姑息手软。2002年的舍恩事件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史上规模最大的学术造假丑闻之一。

亨德里克·舍恩1970年生于德国,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室后,先后与其他20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口气在几家全球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十几篇论文,而且涉及的都是超导、分子电路和分子晶体等前沿领域,其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是突破性的。舍恩的成果产出率和重要程度,都远远超出大多数同龄科学家,被认为迟早会得诺贝尔奖。

但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的研究,却无法重复舍恩的实验结果。尤其令科学界怀疑的是,舍恩的很多论文虽然描述了一系列不同设备的实验,但部分数据看上去却一模一样,而这种数据本应是随机的。在接到有关投诉后,贝尔实验室2002年5月邀请5名外界科学家组成独立调查小组,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小组最终认定,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鉴于此,贝尔实验室将其开除。

美国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是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属的“研究诚信办公室”,该机构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信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

按规定,一经认定从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造假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公示,以供查询,直到“刑满释放”,造假者的大名才会在网站上消失。

研究诚信办公室的经验表明,调查、处理学术腐败,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的自律,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为此,研究诚信办公室采取的方针是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家承担,但对于在调查过程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该办公室则准备了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对策。

进入2009年,研究诚信办公室已经发现了四起学术不端行为。这也说明,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朝夕之事,受利益驱动,总有人铤而走险,因此,一方面要在科研工作者当中加强道德自律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提高他们的风险预期。

日本

升迁标准不客观病根难除

今年1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驳回了原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和诚状告东京大学不当撤销其职务的诉讼请求。

2005年,多比良教授在美国科学刊物《自然》上发表关于控制遗传基因的医学论文后,被指出重要实验数据存在错误。东京大学成立校内调查委员会,对数据的可再现性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由于多比良没有保留实验记录,论文数据无法重新得到验证。此后,多比良教授被解雇。

日本学术综合地位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出现的这一学术丑闻,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日本诸多名校和研究机构都被揭露出学术作假和学术腐败的案例。

面对学术界“强劲”的不正之风,日本上至主管教育的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下到各所大学,都建立起了一套防范机制。文科省主要从论文抄袭、篡改、盗用和研究经费不当使用两方面抓起。2006年,文科省成立的研究活动不正行为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学术不正行为对策》,其中明确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协会应制定实验观察数据、试剂的保存制度;还应设立接受学术腐败内部告发的窗口,公开窗口的联系方式;被告发的研究人员有义务自行证明数据的真实性。另外,建议各大学导入科研人员伦理道德启发教育,培养研究人员自律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科研单位的各大高校又实行了哪些措施呢?吸取多比良论文事件的教训,东京大学制定了《科学研究行动规则》,建立了对于被告发的不当研究人员进行预备调查、正式调查(包括临时封锁研究室和研究设备)、审理和裁定的制度。其他高校如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等也分别实施了相关措施,保证学术监督的公平、透明。

除了文科省和各高校的“重拳出击”外,独立于日本政府的学术机构“日本学术会议”还从道德上对科研人员进行了约束。比如,在该组织制定的《科学者的行动规范》中,呼吁科研人员要“正直、诚实、自律;对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对社会的影响进行积极的说明;积极参与本领域内研究人员的相互监察,避免研究经费的不当使用”等。

这些多方采取的措施自然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日本学术作假和学术腐败的案件仍时有发生,难以根除。究其原因,也许可以从日本研究机构的升迁标准中找到答案。“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知名度、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数量是升迁的重要指标。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并不客观。竞争激烈导致的重成果、数量,轻过程、质量,将不利于日本科技的创新,”一位研究人员担忧地说。

文章来源: 南方日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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