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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数学大师谷超豪早年的一段传奇(下)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2-09  责任编辑: 钟明

▲浙江大学学生庆祝杭州解放。

1949年5月4日,杭州市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约六千多人在浙江大学学生会前广场上集会,庆祝杭州解放。

    说来也巧,撤往杭州的想法与副所长叶彦世不谋而合。在雷达研究所中,叶彦世可谓是国民党的死忠派,但面对节节败退的局势,他也在为自己琢磨着后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作为杭州人的叶彦世盘算着,万一一败涂地他还可以回乡开碾米厂。因此他也力主先撤到杭州,并说:“把研究所先拉到杭州,回家过了年再说。”

就在这时,国防部已命令海军拨出船只运送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撤离。以前,雷达研究所总以设备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为由,拖延撤离的时间。此时,国防部连交通工具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抵制撤离的办法呢?

就在雷达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慢吞吞地开始为设备装箱时,一个小道消息在急于寻找舱位准备南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流传着:“雷达研究所由于来不及准备,不走了,有关部门正在用分配给雷达所的舱位送人情呢。”听到消息后,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先下手为强,很快雷达研究所的舱位便被一抢而空。有人甚至把家具也搬了上去。当国防部得知雷达研究所的舱位被抢时,大发雷霆。可法不责众,能抢到舱位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此时,所长葛正权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调查组也没找到合适的撤离地点,最终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国防部第六厅只得批准了雷达研究所先撤杭州再迁广州的计划。

不久,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南京撤往杭州。

六十年后,当施雅风向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让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还有一层深意,所内的技术人员都是浙大校友,浙大又是地下党活动的大本营。他们迁往杭州后可以很方便地联系上浙大的地下党。”

果如所料,刚到杭州张叶明就与谷超豪联系上了。

接过接力棒

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马上把雷达研究所已经撤到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

与许良英所在的浙大地下党支部有完整的组织形式不同,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徐恭慧是谷超豪与党组织的惟一联系人。

今年1月中旬,记者在杭州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拜访了已93岁高龄的徐恭慧先生。“我们接过了南京地下党传来的接力棒。”提起六十年前的往事,徐老记忆犹新。

徐恭慧对记者说:“其实,我最初在浙大的联系人并不是谷超豪。”

1946年,在杭州一家公司做会计的徐恭慧,有感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打算到解放区去。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地下党组织时,党组织却不同意。“他们说,现在不需要白区的同志到解放区去,而需要解放区的同志到白区来。党组织希望我留在杭州进行地下工作。”就这样,徐恭慧成了杭州地下党的一员,他的工作是在浙大发展联系人。

徐恭慧告诉记者,当时他弟弟徐恭恕正在浙大读书,利用兄弟关系,他可以经常去浙大,而不被怀疑。谷超豪与徐恭恕正好住在同一个宿舍。

提到对谷超豪的第一印象,徐恭慧用了“智慧”二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数学题,弟弟徐恭恕需要做两个小时,而谷超豪只要10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功课好,谷超豪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

“他不但功课好,而且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徐恭慧记得,当时一个特别困扰谷超豪的问题是“科学救国,还是革命救国”。这也是困扰许多浙大学子的问题。为此,杭州地下党专门派出理论水平极高的杭州地下党工委委员方晓与谷超豪谈话。徐恭慧记得,那次是他陪谷超豪去与方晓接头的。“我也不认识方晓同志,我们按照约定来到电影院门口,手里拿着报纸。”徐恭慧回忆。谷超豪与方晓联系上后,徐恭慧便离开了。虽然不知道方晓是怎样为谷超豪做的思想工作,但自从那次之后,谷超豪心中一直纠结的问题解开了。“他明白只有建立新中国,科学救国才有可能实现。”此后,谷超豪用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影响了一大批人。

1948年,徐恭慧在浙大的主要联系人徐恭恕、赵槐等同学纷纷毕业,只有谷超豪留校做了助教。于是,谷超豪便成为徐恭慧在浙大的惟一联系人。

徐恭慧记得,当谷超豪把雷达所抵达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时,先介绍了雷达在军事上应用的重要性。“那时,雷达是新式武器,普通人听都没听说过。”徐恭慧说。而后,谷超豪说,他认识该所技术员张叶明,张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可以通过张叶明争取该所。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加紧联系张叶明,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其二,研究雷达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哪些是反动的,哪些人属中间派,哪些是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第三,进一步摸清该所雷达设备武器的情况。

徐恭慧把这一情报汇报给当时杭州地下党负责人柯里。柯里非常重视雷达研究所的事情,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该所南逃,并确保设备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于是,策反雷达研究所便成为了谷超豪的主要

工作。为了不引人注意,谷超豪和张叶明一般都约在校外接头。通过张叶明,他们了解到,所内的技术骨干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思想并不反动,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他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所内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但他们人数较少;还有一些技工、学徒、士兵多为谋生而来所工作,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通过分析所内人员,杭州地下党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已没什么业务可做。利用空闲时间,张叶明与所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杭州“科时”和“科协”的活动。那时他们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借鉴其他单位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最后通牒

对于雷达研究所这样一个新式武器研究部门,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工作时,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

原来,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国防部大为光火。此次派钱昌祚来是下最后通牒的。

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不做,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虽然雷达研究所受国防部第六厅的直接领导,但无论是军衔还是在知识界的地位,葛正权都不输于钱昌祚。葛正权估计,钱昌祚此来也就是劝劝他,不会有什么实质行动。如果这样,他就给钱摆困难,仍旧采取拖延政策,看形势用不了个把月解放军就能过江。万一钱昌祚态度强硬,大不了辞职不干。他知道,他这个中将所长的任免,也不是钱昌祚做得了主的。

果如葛正权所料,钱昌祚来所后,看到雷达所毫无南撤的意思,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以朋友的口吻劝葛正权早点撤退,万一成了共军的俘虏,不杀头也得坐牢。葛正权依计又向钱昌祚摆起了困难,什么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诸如此类。

“没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此前葛正权总以此为借口搪塞国防部南撤的催促。但不久前,国防部

给雷达研究所拨了3万银元作经费,并指明由宁波银行支付。但兵荒马乱,所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去取这么一大笔钱。此时,葛正权拿没钱作为理由抵制南迁,他的态度钱昌祚已心知肚明。

范复礼记得,钱昌祚在离开雷达研究所时,曾召集全所人员开会。也许是知道这是他作为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讲话,气氛有些悲戚。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钱昌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便匆匆告别了。

对于这场危机,程嘉钧在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钱昌祚曾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张叶明也曾就此事向谷超豪汇报过,党要求他们尽量做好葛正权的安抚工作,如果雷达真的运过钱塘江,必要时可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不过,葛正权显然已经铁了心不随国民党去台湾了。

另一条战线

作为一名科学家,葛正权对政治并不敏感,可他毕竟是国民党任命的中将所长,他怎么会如此倾向共产党呢?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杭州解放前夕,葛正权曾收到一名地下党员的匿名信。这应当是他决意投奔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但对于这位来自另一条战线的神秘人物,当事人大都语焉不详。

记者在郑乃森先生的遗物中偶然发现了这位神秘人物写的回忆文章。他就是国民党元老许崇灏的长

子、曾为解放军渡江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的地下党员——许锡缵。

1945年底,留学美国的许锡缵回到国内。因为与钱昌祚曾有师生之谊,又是国民党元老之子,且在美国镀过金,许锡缵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国防部第六厅任科长。

进入第六厅后,葛正权正好是许锡缵的顶头上司。因为都留过美,二人相处甚欢。可葛正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国民党元老之子竟然早在1935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雷达研究所成立后,钱昌祚指定由许锡缵做雷达所的联络工作。此后,许锡缵经常往来于国防部与雷达所之间,对于雷达所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提到雷达所暂迁杭州,往往认为是南京地下党的努力与副所长叶彦世的小算盘相合,从而促成此事。但在许锡缵的回忆中,却提到暂避杭州是他与葛正权共同商议后,又报请钱昌祚同意的。一个军事机构的动向,如果没有高层的决策很难成行。如果这样分析,在雷达所暂避杭州的关键一步中,许锡缵应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只能说,在雷达所迁往杭州这件事上,两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1949年元旦,解放军准备渡江。在上级的同意下,许锡缵变换笔迹,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有可能争取到的国民党官员写了20封信。据许锡缵回忆,信的内容主要是动员国民党官员弃暗投明,保护财产和文件,反对逃台,争取主动,立功受奖等内容。其中一封便寄给了葛正权。

就在钱昌祚给雷达所下达最后通牒前,许锡缵来到杭州看望葛正权。名义上是向葛正权借20大洋,以资生活,实际上是要对葛正权做策反工作。那一晚,许锡缵住在葛正权家,与其彻夜详谈。从卖国投降,到腐化堕落,许锡缵痛陈国民党的弊政。他劝葛正权不要迁粤逃台。那样不但个人没有出路,还会使国家蒙受莫大损失。保护国家财产,等待解放,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据许锡缵回忆,当时葛正权便明确表示不会把雷达所迁到台湾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兑现了对许锡缵的承诺。

葛正权之孙葛德炎向记者回忆,“文革”期间曾有人找到葛正权核实情况。原来,一名曾做过葛正权司机的人坦白,由于看到葛正权对南迁事宜故意拖延,叶彦世曾指使他干掉葛正权。从没杀过人的司机接到任务后,整日神不守舍。葛正权以为他是害怕解放军攻城,便放他回乡去了。一场杀身之祸糊里糊涂地躲过了。直到此时,葛正权才知道原来死亡曾离自己这样近。

等待解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解放军过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杭州地下市委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杭州20多个学校和10多个重要的工厂、电台和报社组织了应变委员会、护厂队、护校队等公开合法的组织,展开护厂、护校活动。

此时,雷达研究所内的应变委员会也积极活动起来。张叶明、程嘉钧等几名核心成员感到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当时主要应对的两个问题。

自从迁到杭州以后,国防部只给雷达研究所发了一个月的薪水。没有生活来源,人员很快会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幸好,此时所长葛正权拿出了国防部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杭州不能兑换美金,所内公推程嘉钧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牛智德一起到上海把美金换成了黄金。这样全所人的吃饭问题才算解决。

有了粮食以后,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当时还是范复礼未婚妻的杨春爱记得,她也住进了雷达研究所。

为了稳定人心,应变委员会提出了“只要这个所还存在,大家就有饭吃”的口号。就在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等待解放时,所里却出了内贼。

4月21日,解放军渡江成功,负责雷达研究所门卫执勤的卫兵撤走了。总务组长应宝华不知从哪儿弄来二三十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织青年徒工,站岗巡逻。就在此时,有人发现应宝华的弟弟应宝骏竟开着汽车偷盗仓库中的器材。应宝骏监守自盗的行为,使全所人员非常愤慨。因为,偷盗了器材就等于砸了大家的饭碗。于是,大家剥夺了应宝华的指挥权,成立了军官护所班,负责全所武装护所的任务。据程嘉钧回忆录中记录,因为所内多为技术人员,毫无军事知识。有一次,技术人员钱天一值夜班时被溃败而来的散兵缴了械,幸而没出什么意外。

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夹道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城。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

得知消息的程嘉钧,迫不及待地开着雷达车出去寻找解放军;正在接头的张叶明和谷超豪在路上正好看到解放军进城的身影;而正在家中的徐恭慧看到几架国民党飞机在头顶盘旋,无奈地转了几圈,便永远地向南飞去。

当天下午,解放军接管了雷达研究所。该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全部保存完好。我国惟一的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1950年4月,雷达研究所扩充了人员和设备,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奉调东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加佳)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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