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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奈斯比特夫妇印象记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4-22 19:05  责任编辑: 雨悦

2009年春节刚过,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中国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周爱兰女士告诉我,美国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将携夫人来京,希望我能见见。这也是我2008年初访美在纽约与时任哈珀•柯林斯总裁的简•弗里德曼女士会见时讲的一个想法,我们希望能有像写《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软实力》这样的作者来写中国。我特别提到奈斯比特有一本新书《定见》(Mind Set)在中国出版不久,反响不错,而且听说他正准备写《中国大趋势》,不知哈珀•柯林斯是否了解这个情况,是否考虑出版此书?简随即拿出一本英文版的《定见》说,这就是我们出版的,奈斯比特应该是我们联系的作者,有机会你应该见见。果然,就有了这次见面。

奈斯比特的中国“粉丝”

对奈斯比特先生,我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本书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就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中国的学子们,大学生和研究生更是对其趋之若鹜。因此,托夫勒和奈斯比特就有了许多中国“粉丝”,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大趋势》全球销量超过了1400万册。我想,这绝对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我逐字逐句读完了这本书,尽管并没有完全读懂,但是知道这两本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追捧,是因为它们将成为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蒙作用。其后,奈斯比特又有《2000大趋势》、《女性大趋势》以及《亚洲大趋势》相继问世,我就有些着急:他什么时候会写一本《中国大趋势》呢?

从《大趋势》到《中国大趋势》

终于听到奈斯比特写《中国大趋势》的消息,我当然要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预言大师。

我们被安排在东方新天地的翡翠宫见面。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如约前来。老人虽已八十高龄,却丝毫没有老态,除精神矍铄外,那充分展示个性的大胡子风采依旧,只是比想象中的略为清瘦了些。

给我的名片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院长”,我们的谈话从《大趋势》谈到了《中国大趋势》。奈斯比特说,若干年前,江泽民先生曾约见过他,他对江说过,台湾地方很小,故事不多,但讲得很好。中国大陆地方很大,故事很多,却没有讲好。江说,为什么你不讲讲呢?是的,我也听过这个故事,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讲讲呢?奈说,很遗憾,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准备好了。《中国大趋势》经过3年的考察和研究,终于要脱稿了。

奈斯比特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67年,经过40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中国充满了信心。20年前,他说中国是黎明之国,进入21世纪,黎明正在转为白昼,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他对西方与中国的发展情况这样总结:西方国家正在保持着现状,而中国正在实现着新的目标;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进行思想禁锢,而中国正在解放思想;西方国家不断增加间接管制,而中国正在减少经济管制和监管;西方想要告诉别人他们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中国是更多机会的寻求者;问题的解决者侧重于过去,机会的寻求者则着眼于未来。西方国家正在走下坡路,中国正在走上坡路,而西方对这种状况缺乏心理准备,他们对中国时而恐惧,时而妒忌,时而排斥,所以,他们经常心态复杂地攻击中国。

我和奈斯比特夫妇边吃边聊,很是投机,既没有年龄的距离,也没有文化的隔膜。老先生的目光中透露着睿智、深刻,也有渴望,还有童稚。他对中国的友好及对中国前景的乐观,基于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

当我问起《中国大趋势》的写法时,老先生拿出一叠A4纸,说,这是最新的写作提纲和要目,然后一一讲给我听。全书共有八个部分,被奈斯比特称为“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当听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一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及管理模式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案例——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因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公众不满,舆论哗然,特别是网民穷追不舍,以致3个月后,国务院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我简略地告知这个导致制度改变的故事,奈斯比特夫妇认为这个案例很重要。听着奈斯比特对中国趋势的描述,由不得你不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想当初他在《大趋势》中预言的十个大趋势,大部分已成为现实,其中“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

终于登上了世界屋脊

基于几十年对中国的关注和集中研究,《中国大趋势》的撰写很顺利。当然,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媒体的说法不同:“西方媒体在批评中国时异常一致,以至于在报道中国积极方面的时候都需要做出解释或者显得羞羞答答。”但是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多年对中国的研究与世界发展的比较之上,是在用事实说话,所以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在谈到西方普遍批评中国存在的“3T问题”(天安门、台湾和西藏)时,奈斯比特夫妇并不回避。因为北京和台湾他们来往多次,只有西藏从未涉足,书中所写关于西藏的事情都是引用别家说法,所以,奈斯比特夫妇坚持要造访西藏,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用亲身体验来看西藏,感受西藏。2009年9月6日至11日,奈斯比特夫妇终于登上了世界屋脊,来到了阳光圣城拉萨,了却了这一夙愿。

我作为此行的陪同人员,不仅被奈斯比特先生严肃的学术态度感染,也被其勇气感动。试想一个从未到过西藏,且已八十高龄的老人(奈斯比特很不愿意我们称其为老人),为了向世界说明西藏,为了澄清那些被混淆的是非,不顾我们的多次婉拒,毅然决然地来到海拔3700米的拉萨,马不停蹄地参观、座谈、会见。连我们都有些精疲力竭,他却始终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可见是与西藏有缘之人。圣城拉萨的壮美风光,蓝天白云的洁净,学者的睿智,学生的勤奋,官员对工作的热忱以及农牧民生活的祥和,无一不使其兴奋。因此,奈斯比特先生称此行是“生平最伟大的一次旅行”。

与学者座谈

看到我们的日程表上有与西藏社科院的学者的座谈时,奈斯比特很高兴,也很期待,反复问我:都有什么人参加?是研究什么专业的?我回答:院长带领几位各领域的研究人员,包您满意。

9月7日下午3:30,我们准时到达社科院,王副院长在楼下迎接,原来写西藏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孙勇,算是半个熟人吧,现在成了社科院的书记兼副院长,今天就是他领衔接待我们。

孙勇对奈斯比特也不陌生,早年间就读过他的《大趋势》,并且说他在阿里的一个教师家里也看见过这本书,可见奈斯比特在中国的高知名度。但他说的《中国大趋势》已经在拉萨脱销,虽然让奈斯比特夫妇很受用,我却觉得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来拉萨前此书刚刚上市,到拉萨的可能性极小,连《中国日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周之前的,更何况于书。

西藏社科院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让我惊奇的是参加座谈的竟有两位藏族学者可用英语与奈斯比特夫妇直接交谈,并且十分的流利自然,完全不像事先准备好的。两位都是人类学博士,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他们自己没有介绍,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戈斯坦的学生,一位叫达瓦次仁,一位叫班觉。我问孙勇:社科院能用英语直接演讲交流的有多少人?他说有十几位。看着他们毫无障碍地用英语讲着生态保护、气候问题时,我心生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西藏社科院,已经今非昔比了。

孙勇书记的最后几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现代化是人类的选择,西藏也不例外,西藏的大趋势就是要融入世界,与世界共同进步。

达扎活佛诠释“3•14”

9月9日上午9:30,我们一行来到西藏佛教协会,与几位活佛座谈。民宗委副主任阿沛•晋源介绍了西藏的宗教信仰情况:藏族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不同教派和睦相处,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

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中非常简略地提到哲蚌寺是2008年“3•14”事件的发源地,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引发“抗议”?特别是昨天刚刚参观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其内的气氛甚是祥和,大昭寺门口的信众顶礼膜拜的场面,以及布达拉金顶上一群工人边打阿嘎边唱歌的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样欢乐自由的民众,怎么会做出那样令人发指之事呢?

几位活佛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其中达扎活佛本人就是哲蚌寺的活佛,他现身说法的诠释令奈斯比特夫妇信服。

达扎活佛说,因为这些年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贯彻,宗教热持续升温。西藏,特别是拉萨,是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聚集的地方,外地的僧人想学经,就希望到拉萨来,经过民宗委的同意,每年各寺会接受一些外地僧人来学习,一般会学三四年。但是学习之后,这些人就不想返回原籍了。主要是寺院的生活好,吃住不花钱,每年还有两三万的收入,所以他们希望入寺,但寺院承受不了。原来一般不接受外地僧人,后来改为要通过考试,而不是随便入寺。因为不能入寺,他们就闹事,加上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跟着一起闹。这么说吧,在西藏,在拉萨,不愿意好好学经的喇嘛,和不愿意好好种地的农民才出来闹事,凡是正式注册的喇嘛和有正当职业的,没有人参与“3•14”事件。

参观西藏大学

我和西藏大学的次央校长多年前就认识,但至少有9年没见过面了,一见,竟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腼腼腆腆,那么温文尔雅。有人说女人不能欣赏女人,我始终不能同意,我就欣赏次央这样的女人味十足、又博学多才的女人。

西藏大学建立于1985年,是西藏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开始的一个校区、14个专业、不到1000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4个校区、14个学院、64个本科专业、11个硕士点、近万名学生的大学,其中70%是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学生,有30%来自区外。教职员工有1000多人,其中有很多年轻藏族教师是在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后回国任教,他们在太阳能应用、高原冰川、高原动植物方面的研究,为西藏的生态环境、自然保护作出了贡献。

奈斯比特夫妇问及在校生学习专业的比例,次央说还是语言文学的比例较大,在教学的同时还从事研究,藏大的藏学研究所、《格萨尔》研究室、艺术研究所等颇有作为。学校的藏学专家与信息科学专家联合研发的藏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在藏文信息化方面,已取得4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藏文已经在手机及文曲星词典中使用。

看得出来,次央校长对自己的学校充满了感情,她信心满满地说,藏大在坚持办好具区域特色的专业的同时,还要广泛参与其他专业,并会不断派出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大学进修学习,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在不远的将来要把藏大建成“西部先进,国际有影响的学校”。

在访问快要结束时,我悄悄教了奈斯比特一句藏语:“吐基切”(意为谢谢),所以当他极其严肃认真并且大声说出这句话时,立即语惊四座,连他的夫人都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是一阵笑声。我则在一旁笑得喘不上气来,直到现在我写下这段故事时,想到当时奈斯比特说这句话的神态,还会大笑不止。此后几天,他不断练习这句话,作为会见后的结束语。

会见官员

此次行程系西藏外宣办多方协调,并派西平处长全程陪同,日程安排得张弛有度,想看的全看到了,奈斯比特夫妇非常满意。其间,我们会见了各路诸侯,他们用自己的故事打动了奈斯比特夫妇。

最重要的一场会见安排在9月9日下午3:30,以自治区常委宣传部长崔玉英为首的十几位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同时到场,可见区党委对奈斯比特夫妇的来访格外的重视。

因为人多,讲得也多,但让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崔部长,从她个人到她的讲话,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时间,我们还愿意听崔部长那讲不完的故事。

首先,崔部长用两个跨越描述了西藏的发展道路。一是社会制度的跨越,从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是经济社会的跨越,西藏的经济总量1959年前只有174亿元,到2008年已增长到395亿元,增长了65倍。人口从122万增长到287万,人均寿命从355岁到现在的67岁。

其间,奈斯比特夫妇分别提问:达赖喇嘛说过去的西藏是天堂,现在是地狱,而且西方多数人都相信他的话,也持此看法。你们如何看待他的说法?

方方面面的官员对此嗤之以鼻:这简直就是黑白颠倒,一派胡言嘛。

崔部长娓娓道来:西方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没到过西藏,真的不了解西藏,受达赖的影响;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是要黑白颠倒。但凡来过西藏的,不论以前他的成见有多深,看到一个真实的西藏时,就会改变看法。

应奈斯比特夫妇用故事传递信息的要求,崔部长讲了西藏对中小学生上学实行“三包”的故事,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并且要县乡村干部挨家动员适龄儿童上学,所以,现在的入学率已达985%,而1959年前还不到2%。还有医疗费用,农牧民一律免费医疗。过去的妇女生小孩只能到马棚、猪圈里去生,因为认为生育是一件肮脏的事,所以死亡率高。现在,产妇到医院生育已成为常事。

父子摄影家慧眼照西藏

因为想要听到更多的故事,正在援藏的我的同事、现任西藏外宣办副主任的刘萱,帮我们联系了一位歌唱家、一位作家和一位摄影家。他们的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章。我在这里把父子摄影家的故事讲给大家。

所谓父子摄影家是指德木•丹增加措和德木•旺久多吉。父亲丹增加措是西藏著名的上层爱国人士,清朝册封的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在藏传佛教界的地位很高,其前世第四世德木阿羌•格列坚赞曾随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觐见过清朝顺治皇帝,六世德木阿旺•江白德勒加措在摄政期间,被清朝皇帝封为弘扬佛法摄政西藏的诺门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丹增加措开仓资助进藏解放军,此后先后担任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因为兴趣广泛,特别是巧遇尼泊尔摄影师,使得其摄影兴趣伴随终生,并因此留下了大量反映旧西藏的照片资料,为我们了解西藏的社会风情、传统文化及僧俗的生活,特别是贵族的生活,提供了直观的影像。

丹增加措的儿子旺久多吉出生于1949年,他从能够摄影开始,记录的就是一个新西藏,从中看到更多的是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

来与我们见面的是旺久多吉,还带来了他与父亲的摄影集《慧眼照西藏——父子摄影师眼中的西藏1925—2005》。旺久多吉一边翻着这本画册,一边讲他和父亲及家人的故事。奈斯比特夫妇听得津津有味,不时问点有兴趣的问题。因为时间不够,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读懂他们的意思,影集只有中文,他们希望看到英文。他们说,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绝不仅限于他们。我答应与作者和出版社协商,尽快把它译成英文。

由此我更加坚定了用故事说西藏的决心。我们过去出版了大量介绍西藏基本情况的图书和画册,但是通常都是见物不见人,更缺乏吸引人的故事,因此,外国人读不懂、不爱读就不足为奇了。

从西藏回来后,奈斯比特夫妇更加觉得要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西藏故事,给我们留下又一个期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 吴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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